中国古代《易经》中的道阐释本质是一致的现象

前面讲了中国古代《易经》是非常多的学者解读与研究的对象。儒家是解经注易的主力军。《易传》是孔子及其弟子合著的经典，故《易经》起先也是儒学渊源和儒门经典，是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首。儒家对《易经》的研究源于先秦，在汉代以及两宋形成了两次高峰：从汉朝《周易》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刘音、班固、郑玄全面注《易》，到宋朝儒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形式，即理学和道学。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以研究《易经》为契机的，周敦颐作《太极图说》，是理学正式成立的标志；其他代表人物几乎都有关于《易经》的论著，如象数学派的邵雍作的《梅花易数》，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作《周易本义》易经基础性认识，说“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切己”，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易经》的误解而为《易经》正名。

而道家在后来也涉入《易经》，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赋予《易经》更多思辨色彩与逻辑技术性。道家三玄就是《易》《老》《庄》。魏晋时期玄学甚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家们莫不谈《易》。少年哲学家王弼解读《周易》思想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对《易经》做了总体性分析和通篇阐释。从道教发展史上看，以易解道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在道教看来，《易经》中的理论和《老子》中的“道”本质是一致的。北宋初年的华山高道陈抟（陈希夷）对《易经》作出了重要发展。陈抟绘制出“太极图”，“先天方圆图”，“八卦生变图”等一系列《易经》图，成为中国太极文化的创始人。

如同中国哲学史上的“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不断交织与相互促进，儒道两家有着不同的注易解易的思想、理念和方法，同时也借用《易经》作为重要资源来注解自家学说。儒家解易基本上是入世的路数，重人事轻鬼神，其中较多涉及了仁德与礼教、进取的精神和人际关系和谐之道。即使是流行于两汉的谶纬之学也是比附政治人伦，运用到现实的政治和社会伦理之中，儒生董仲舒创制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灾异学说，莫不是受到《周易》的启发继而又从维护天子权威和国家稳定出发对《周易》做了看似神乎其神实则极其现实的阐释与发挥。道家解易主要是出世的路数，将对自然的探索寓于对《易经》的理解中，不时碰撞出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火花，同时告诫人们趋利避害、趋福避祸的基本原则与方式，这些都是与其善用辩证法的思维特质相一致的。

上述中提到了《易经》研究中的两大流派：象数派和义理派。象数本是分开的，在易学中被连起来用，“象”指的是形状、形象，也称为“易象”；“数”指的是树木和计算、也称“易数”。传统观点认为，《周易》的象包括八卦、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形状，即卦象、爻象；用“数”与“象”来解读《易经》，重在占卜祸福、预测吉凶、谶纬神灵，这一派又分为占卜、禨祥、造化。象数派主要通过对卦和爻所象征的物象来预测或研判人事，在其研究体系中数是基础、象是关键。譬如现代科学家就对《易经》阴阳组对成序的二进制表述法非常感兴趣，认为是古老中国数学智慧在信息科学上的早萌，阴和阳就好比比特流中0和1，通过各种变换的排列组合形成不同的字符串，表达不同的信息。我们看到八卦就会清楚地发现：阴阳两仪的三次方等于八，对应三画卦的八个纯卦；六次方就等于六十四卦，对应六画卦的六十四个复卦。

义理学派顾名思义，义即意义，理即道理。义和理无形无象，不能单独存在，需要通过文字或图形的描述方能显示。象数和义理可以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两面。譬如乾之所以为刚健之义，是因为它全部由阳爻构成。而阳爻是什么，它是用一根不中断的饱满的实线来表达的，看到这个象，对比阴爻那根中间中断了的虚线，就知道阳爻表达的是充实的、主动的力量易经基础性认识，学术界也有阳爻是男根文化的符号。每爻皆阳的乾卦当然就是纯阳至阳的刚健代表了。义理派重在揣摩领悟卦义，阐释卦中蕴藏的思想内涵，是用哲学的思维来解读宇宙人生。当然，要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毕竟《易经》是一门关于变易的学问，以变易为常态，不易为原理，易简为最终成果，是简化了的世界通用公式或者称之为宇宙代数学，把人生的变量代入其中就可得到最后的值。如同解数学题并不都是一件简单的事，里面的条件往往会非常复杂甚至带有迷惑性和层层障碍，如何套用公式需要做大量的前期运筹。义理派解《易》用《易》也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人具体事，运用经验和理性，揭示人世间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