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老子注》又称堪称中华文化史上的千古难题

序章

《道德经》又称《老子》，其解堪称中华文化史上的千古难题。据元初道士杜道坚在《道德玄经原旨》中所述：“道德经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此说或许夸大，但1927年古文献学家王重民在《老子考》中收录历代《老子》写本、碑本、木刻本，排印本共四百五十余目，足见《老子》一书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均有不同的注释版本，故难免出现意改、衍文，排版疏漏等问题。如古今最为盛行的王弼本《老子注》中，便存在经文与注文不符的问题。

所谓经文指《老子》原文，注文则指经解注释。王弼本《老子注》采用‘就经为注’，既在经文之下释写注文的方式。经文记载“无名天地之始”，但王弼注曰：“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出现经注不符，“天地”对“万物”的状况。这说明，王弼本《老子注》的经文部分很可能被后人有意改动过，否则不会出现经文记载“天地之始”，注文解释“万物之始”的问题。并且，诸如此类问题在王弼本《老子注》中出现过不止一次，因此《老子注》经传不符的问题备受历代学者关注，如近代史学家朱谦之就曾质疑“疑两句皆作万物”。

既是说，朱谦之怀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并非《老子》原文，而是后人有意改动之作。不想朱谦之先生逝世第二年，公元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便印证了此猜测，帛书老子甲、乙本均记为“无名万物之始也易经注释道德经全文，有名万物之母也”，两句确实皆为“万物”。

但在诸多不符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当属《老子》开篇名言，脍炙人口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帛书老子原文竟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盖因古人有避讳习俗，为避汉文帝名刘恒名讳，改“恒”为“常”，将“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改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史学界由此推定《帛书老子甲、乙本》的成书年代至少早于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继位年份。同时推定帛书甲本的成书年代早于乙本，因为使用隶书抄写的乙本中避了“邦”字，改“邦”为“国”，而使用篆书抄写的甲本则未避“邦”。这说明，甲本成书年代至少要早于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刘邦称帝。而乙本的成书年代应当在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80年间，既西汉王朝建立至汉文帝刘恒继位的二十二年之间，盖因乙本避“邦”未避“恒”。

但即便如此，《帛书老子》与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依然存在不少差异易经注释道德经全文，说明《老子》一书在流传过程中曾经遭人多次篡改，学术界期望通过原文求解《老子》的夙愿恐怕很难实现。故本书使用《易经》注释《老子》，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便有“易经为中华文化群经之首”“万道正源”的说法。更加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无论《老子》如何流变其宗难易，只要解开《老子》大义（中心思想），其解自现。但现今《老子》流传版本诸多，各版本间又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故采取‘近古少传’原则，使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较为，完备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作为解经原文（郭店楚简残缺甚多）。《易经》则作为解经的工具。同时引用王弼本《老子注》《周易注》弥合二作的疏离之处，盖因魏晋玄学奠基人王弼曾经使用《老子》注解过《易经》，与本文使用《易经》注释《老子》的尝试虽有阴阳之别，但存同出之效。

总而言之，本书绝无标新立异之志，讲述过程因需引用诸多古籍古说，且涉及易经，不免晦涩冗长，希望诸位同好能够耐心审阅，开卷有益。

梨花 二零二一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