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书法文化探究汉字与日本文字的关系

◎朱玉倩/文

【摘要】 汉字，又称方块字，是汉语的记录符号，具有六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不仅是维系中华各个民族共同进步发展的纽带，在东亚文化圈内也对周边国家的文明发展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日本是一个位于亚洲东部的岛屿国家，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较为频繁的文化、宗教活动的交流，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中华文明的辐射。汉字传入日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以前，汉字的传入给当时日本的思想文化等方面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本文通过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书法文化来探究汉字与日本文字、汉字与古代日本书法文化的关系，从而体现汉字在中日文化历史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汉字；书法文化；古代日本；历史文化

一、汉字的发展简史

汉字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表意文字，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和文化底蕴。恩格斯曾经对文字的诞生做出高度的评价：“从铁矿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如果说语言的运用意味着人类迈向文明的第一步，那么文字的创制、掌握、使用则标志着人类坐上了通往光明世界的快车。目前无法确定最早产生汉字的时间和地点，关于汉字的创造人物也只是存在于一些无法佐证的传说之中。但是，可以确信文字的发明并不能简单地归功于某一具体历史人物，而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们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创造、完善起来的。

（一）甲骨文

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成熟的文字体系当属甲骨文字体系，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最早是由清末金石文字学家王懿荣发现的，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由于甲骨文在作为中药使用的“龙骨”上书写什么是易经起源的书法，并且在古代多用于占卜、记事等，也称为“契文”“甲骨卜辞”。

（二）金文

殷商至春秋战国时代，在生产力迅猛发展青铜器开始广泛在各个领域使用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一些铸刻在印章、铸币、度量器等青铜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笔画粗厚、笔弯较多、字体古朴被称为“金文”，也称为“钟鼎文”“青铜器铭文”。直到西周时期，金文已经成为当时文字使用的主流，取代了甲骨文的中心地位。

（三）篆书

篆书，一般分为大篆和小篆两种类型。篆书也属于石刻文字，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存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风潮，文字上也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在秦灭六国之前，大篆占文字的中心地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加强集权中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小篆在朝廷的推行下取代大篆被广泛使用。

（四）隶书

进入汉朝以后，由于小篆字形弯曲繁乱、书写困难，汉字字体又逐渐演化为“草书”，后又将草书“改圆成方，变曲为直”成为隶书。隶书的产生是汉字形体的一次巨大变革，让具象的汉字变得抽象，实现了字体的简洁，改变了汉字的古文样式。

（五）楷体

楷书与草书、行书一同产生于汉朝时期而盛行于唐朝，直到北宋时期，活字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巩固了楷书的。楷书，字体方正、笔画平直、书写方便，糅合了草书与隶书的特点，受到了人民的欢迎，时至今日彻底融入现代的生活。

二、文字的旅行：汉字东传日本

“语言是产生文字的基础，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形成，离不开语言的发达。”根据一些古代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学家的严密考证，日本原初并没有本国独创的固有文字，《隋书·东夷传》中记载：“倭国，无文字，唯以刻木、结绳为手段，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

学者们会时常思考汉字究竟是在何时、何地传入日本的呢？近代以来北九州弥生时代中期的瓮棺墓中出土了许多西汉制造的铜镜，并且铜镜很多都带有汉字铭文。由此，中日两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大陆移民已经将文字传入日本。另外，目前考古学家出土的弥生文字都是无法构成文意的单个汉字，并且大多文字的笔画也残缺不清，由此可以推测出弥生时代的日本人仅仅将汉字当作是一种美感的图案装饰，对其含义不堪理解，当时的日本人尚且处于初步与汉字邂逅的阶段。

古坟时代，外来移民的迁入也带来了大量的汉字书籍。《古语拾遗》（807年）云：“秦汉内附百济之民，各以万计。”这次移民高潮的出现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系，四世纪初的中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导致大量的北方居民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这一时期移居的汉人以技术集团的形式进入日本，根据掌握技术不同分为不同的部门，其中最为关键的译部（精通外语的集团，外语多指汉语），对传播汉字和汉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飞鸟时代，伴随佛教与儒教一起传入日本的佛经典籍更是使汉字完全渗透到日本人的生活。随着外来移民与土著的融合，大陆文化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开始普及，日本开始招请五经博士学习中国儒家文化，所谓“五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是儒家的经典合集。据《日本书纪》记载，佛教公传日本的大致时间约为552年，且接受者主要为日本朝廷贵族。圣德太子十分推崇佛教，亲自为君臣讲授佛经，并在此基础上撰成《三经义疏》，在日本文化史中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三、汉字与日本

日本著名学者大野晋曾经指明文字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字と文化の継承、あるいは文字と宗教の広まりとの間には、かなり密接な関係が存在した。”毋庸置疑，文字不仅是一种记录人类语言的符号，并且文字与文化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汉字带有深刻的农耕经济、儒家文化，以及佛道等宗教思想的烙印。接受、学习汉字并利用汉字创造出假名的古代日本，从政治、思想还是宗教、文化等方面都留有汉文化浸润后的痕迹。

（一）汉字：日本假名文字的胎盘

日本文字是目前世界上与中文字形相似度最高的文字，这与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密切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有重要关系。据统计，现代日语使用的汉字约有2000个，掌握其中重要的1000字可以理解90%的阅读内容。由于古代日本没有记录语言的文字，最初传入的汉字被古代日本人作为表音文字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用后又发展成表意文字。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将汉字简化变体，在平安时代的中期先后创造了片假名和平假名。

片假名，因为其字形与汉字楷书的 偏旁极为相似，因此得名，也不妨大胆猜测“片”也是个通假字，通“偏”。片假名的由来与佛教在日本的传播普及有直接关系。佛教传入日本之初，比起宗教更像是学术在僧侣和贵族之间传播，奈良时代各大寺院讲经、抄经十分盛行。僧侣在听师尊讲授佛经的时，在汉字的四周标注训点或者读音，过程繁琐。于是，为了能及时自在地书写、提高效率，便简写汉字的偏旁或者部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汉字的简写成为共识，便逐渐演化成片假名。

平假名，字形突出特点圆润顺滑、线条流畅，与汉字的草书的字形较为相似。平假名又称“女手”，这也侧面的反映出它的创制与当时的女性有直接关联。平安时期的贵族女性具有良好的受教育环境，能够相对自由地学习吸收文化知识，同时在较封闭的圈子里孕育独特的文化感受力和创造力以及较高的文化素养。她们一方面受到汉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用符合自身特点、心境的方式书写属于自己的文字。

总之，日本的平假名与片假名都是脱胎于汉字，是在学习外来文字的基础之上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取舍和改造而形成的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日本的假名带有日本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模仿与创新的巧妙结合。

（二）汉字：古代日本书法的灯塔

在古代，以灿烂的中华文明为核心形成一个同心圆，对周边大大小小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辐射。起源于中国的书法艺术，如诗似画、如歌似舞，是东方文化宝库中最具为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书法艺术的风潮也随着汉字文化圈的东风而进入其他国家。日本属于汉字文化圈中的国家之一，回顾日本文字的发展史、书法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汉字以及书法对其影响深远。本文将以古坟时代为始，经飞鸟、奈良时代，止于平安时代的这一历史阶段称为古代日本。

书法，在日语中是指文字和文章的书写方法，真正的文字书写艺术一般用“书道”一词来表示。文章中为方便理解，使用“书法”这统一称呼。日本的书法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其中又不同程度的带有中华书法的影子。大致以平安时代为分界线，日本书法主要分为“唐样”与“和样”两种主要的体系。

我国研究日本书法最主要的学者之一陈振濂曾说：“有了汉字就有了书法，只要有存在就构成了日本书法史的第一幕”。由此，根据汉字东传日本的历史，大致可以将弥生时代的中后期看作日本书法史的萌芽期。古坟时代，日本的书法还停留在比较稚拙的阶段。这一时期，日本主要通过百济来学习中国南朝的书法与文化，虽有一些中国书法原物的流传，但是还未能被当时的日本人所充分的吸收和消化。

飞鸟时代，大量的汉文佛经、儒家典籍随着佛教和儒学在日本渐渐盛行而一同传入。具有较高书法价值的《法华义疏》用笔柔软、生趣盎然，其字体既有六朝风格又颇具隋唐气韵，可以说直接取范于中国的书法。飞鸟时期，书法作品《王勃诗序》的书风则深受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字形字神都极具造诣；另一流传至今的名作《金刚场陀罗尼经》的字形字韵则是借鉴唐代楷书名家欧阳通的风格。从飞鸟时代也流传下若干金石文，最具代表性的是《宇治桥断碑文》，此碑文字体硕大，遒劲有力什么是易经起源的书法，书风古朴典雅极具中国六朝书法的特色，内容则记述了646年道登建造宇治桥的经过。

奈良时代，是日本为追逐东亚潮流从而全面吸收大陆文化的时期，也是日本书法史真正意义上的开端。在这一时期，随着日本社会识字阶层的扩大，文字除了记录语言的功能之外其字体的美学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重视。《多胡郡碑》作为惊艳世人的绝世之作，书风中尽显六朝书法的独特神韵。由此推断，奈良时代的书法对六朝书法的学习与参悟已极尽其奥妙。奈良时代，伴随各个佛教流派的兴起，抄经写经的事业十分兴盛，抄写经文的书风也随时代的变迁由锋利俊朗的六朝风格逐渐转向圆润典雅的隋唐风格。

平安时代及其后的历朝历代，日本的国风文化更是在吸收外国文化的肥沃土壤中破土而出、势如破竹、大放异彩。公元894年,菅元道真上奏停派遣唐使，和样书法便开始萌动，此后真正迎来书法日本化的时代。平安时代初期，比较著名的书法家“三笔”即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他们的书风依旧在中国书法的氛围中盘节生长，巧妙地以王羲之书法为基础，融入颜真卿式的挺拔雄劲，颇具创意；“三迹”即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此三位书法家均崇尚中国书法名家，其作品风格也具有王羲之书法的风骨意韵，小野道风更是被日本人视为“羲之再世”。平安时代中后期，假名文字的诞生与发展也促进了日本书法的进步，书法家怀素龙蛇飞动、奇异难辨的草书风格十分受推崇。晋唐书风对日本的影响力自然是不言而喻，平安时代众多极具盛名的书法家都是在借鉴吸收晋唐书风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

从以上古代日本书法的发展过程以及其书法特点的角度来看，古代日本的书法文化与中国书法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日本文字脱胎于中国文字这一历史现实已经决定其书法文化的发展必会与汉字相依附的文化羁绊。无论是中国书法还是日本书法同样都是其民族、其国家的文化瑰宝，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拥有带有本国印记的独特风貌。汉字，不仅是中日两国在文化、思想、政治等互通心意的桥梁，更是两国在历史的波涛中携手前行的巨帆。

四、小结

提起日本，大部分人会想到中日两国之间“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邻邦关系，中日两国同属亚洲，有许多相似之处。随着全球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我们也逐渐拥有更多了解异国的渠道与窗口，而汉字，像是提供了一条可以穿越古今的隧道，沿着这条隧道可以追寻到历史上中日两国邂逅的原点，以及在相遇之后的一系列交流与学习。书法文化，只是两国文化中的一隅，可以从对汉字与日本书法文化的探索中，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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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云飞转自《今古文创》 2022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