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4期易经哲学学术专题研讨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4期
本文初稿为提交第四届中国国际易道论坛——易经哲学学术专题研讨（2013年9月7-8日•长沙）的会议论文，感谢郑万耕、廖名春、郭彧、江山、周春健等与会专家的帮助。后承蒙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内容提要
卦序是理解《周易》谋篇布局及其哲学意蕴的枢纽。《序卦传》以天地为最高范畴，为后世哲学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但对《序卦传》的作者及价值屡有争议。本文介绍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具体把《序卦传》所阐述的六十四卦卦名所蕴含的意义及其序列关系归纳为三类。本文认为，结合文化交流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探讨《周易》的卦序及《序卦传》的内涵，可以为人文学科及自然科学的拓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序卦传》、卦序、象数、意蕴、衍变
一、卦象、卦序与义理相互发明
《周易》原为卜筮之书之一种。但卜筮本身也蕴含着理性的追求，即对于天地、万物、人伦之理的探索及对于“确定性”、“有序性”、“必然性”和“因果律”的把握。[①]《周易》和其他卜筮方法相比，其优越之处在于以数术推衍出卦象，又以简明扼要，概括性和指导性强的卦辞和爻辞对卦、爻予以解释（经），辅之以多种形式的解说（传），取法模拟，触类旁通。《易》学的“象术”和“义理”相互发明，同归而殊途，可以区别，而不可以割裂，在卦序的研究中，尤其如此。
通行本《周易》的《上经》有三十卦，始于《乾》、《坤》而终于《坎》、《离》；《下经》有三十四卦，始于《咸》、《恒》而终于《即济》、《未济》，这种次序严整而上、下《经》并不对称的结构，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讨论，崔东壁有云：
先儒为之说者多矣，然皆未有以见其必然而不可易。何者？先儒之说多以卦意言之，而不及象与数。《易》虽以义为归，然义皆由象数而起。遗象数而言义，故未有以见其必然而不可易者也。[②]
严复也非常推崇《周易》的“以数统理”，他在所翻译的《穆勒名学》中加按语说：
大易言道之至者也，执数以存象，立象以逆意。意有时而不知，而数则靡所不该；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寄偶之变尽。故以数统理，若顿八紘之网以围周阹之禽，彼故无所而遁也。[③]
严复把《周易》看作“因果之书”，同时强调太极为“真常住者”：
《周易》八卦，皆常住因之代表也。作《易》者。以万化皆从此出。则杂糅错综之。以观其变。故《易》者，因果之书也。虽然，因而至于八，虽常住，乃非其初，必精以云，是真常住者，惟太极已。[④]
《周易》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因果”思想蕴含于其卦象、卦序之中；象数和义理的贯通，正是以卦象、卦序为基础。正如朱伯崑先生所指出的：
历代易学家以对立面的相互关系说明说明事物的变化，其思想的最初萌芽即存于卦象和卦序中。可以看出，龟卜的兆象出于自然裂痕，不存在逻辑的思维。而《周易》的卦象则出于奇偶两画的排列和组合，是人的理性思维的产物。[⑤]
同时，《周易》对于人类德行与吉凶之间有何关系的探寻也是其哲学意蕴之所在易经古筮法，这是《周易》之占与其他占卜方法的关键所在，如陆贾《新书·道德说》所言：
《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
《周易》对于人类德行的探寻并非仅仅局限于伦理的层面，《序卦传》开篇即以天地为最高范畴，且不言“太极生两仪”，如郑万耕先生所言，“是一种典型的天地本原论”。[⑥]此种本原论的意义，可以视为对于终极本体的“悬搁”，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之言认为：
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圣人弗之论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还。《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上系》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春秋谷梁传》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今后世浮华之学，强支离道义之门，求入虚诞，以伤政害民，岂非‘谗说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乎！
可见圣人法象，以天地为最大，这是《序卦传》与《系辞传》的相通之处；以天地为取法的最大对象，也是《易》、《老》、《庄》、《春秋》各学派的共识。但是，两宋以将的新儒家又着力阐发“太极”的本体地位，突出“形而上者”，也是以《易》学为依托，由此可见，《周易》实为中国传统哲学之缩影。如牟复礼（Mote F. W.）所论：“任何断语利见都不能尽言《易经》的重要性”，他以荣格为例，说明当代的思想家所认识到的《易经》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牟复礼也精准地论说了《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
从孔子之时，人们就对卜辞和其他部分不断增益，《易经》伴随着中国文明成长、臻熟，作为哲学，它成为后世历代思考和创建的源头活水。随着中国哲学视野的日益拓展，《易经》总是能巧妙地适应中国思想的各种诉求。[⑦]
孔子及其后学于《易》学贡献至巨，毋庸赘言。然而，《易经》本先孔子而在，孔子之后，《易》学也不局限于儒家，于道家及其他各家亦然。[⑧]
和其他经典相比，《易经》的特殊之处，基础在于其象数和卦序。郭彧先生认为《易经》本卜筮之书，其成“经”排序，当与揲蓍变卦有关，又与联简成篇有关。[⑨]这个基础不应忽略，但是，倘若没有哲人们的着力阐发，则《易经》卦序的意蕴也得不到揭示。
二、关于卦序意蕴的争论
东汉王充引用京房《易》学的理论，把六十四卦的顺序和历法相结合，认为天气变化随卦而至，不是和政治相对应：
《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岁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阴阳，气有升降。阳升则温，阴升则寒。由此言之，寒温随卦而至，不应政治也。案：《易》无妄之应，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变复之家，疑且失实。何以为疑？“夫大人与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论衡·寒温篇》）
但是，自北宋以降，对《易传》的质疑日益激烈，尤以欧阳修最为知名：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易童子问》卷三）
而直接否定《序卦传》的价值，则以南宋叶适为代表，他的理由是《序卦》对诸卦及其顺序的解释过于简单：
按上、下《系》、《说卦》浮称泛指，去道虽远，犹时有所明，惟《序》卦最浅鄙，于《易》有害。按诸卦之名，以象取之，与文字错行于世者少，圣人重复殷勤其词以训释之，多至数十百言而未已，盖其难明如此。今《序卦》不然，以是为天地万物之所常有也，鳞次栉比而言之，以是为铅椠篆籀之常文也。嗟乎！使其果若是，则束而联之，一读而尽矣，奚以易为，学者尺寸之不辨，而谓能有见于无穷，吾不知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序卦》）
程颐《伊川易传》解释每卦皆因引《序卦》，王申子不以为然，他承认六十四卦的排列有其次序，但认为“序卦之文，义乖理浅，决非圣人所作，愚正不晓伊川何所取，而卦卦引之以作传也”。(《大易缉说》卷二)王申子的陈述提醒读者，认为《序卦》浅陋的学者，并非是反对六十四卦的排序，而是不满意《序卦》对于卦序的解释。但这反而说明《序卦》的必要，即使不是出自圣人之手，迟早都会有人对卦序的排列做出解释。赵翼就以为《序卦》、《杂卦》在流传中阙失，为后人所补：
《易》未遭秦火，最为完书。然其中阙文衍文亦不一而足。……王鏊《震泽长语》云：“汉文帝时，《十翼》所存惟彖象、《系词》、《文言》。至宣帝时，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内《说卦》中、下二篇污坏，不可复识，《十翼》遂亡其二，后人以《序卦》、《杂卦》足之。”（《陔余丛考·〈易〉阙文衍文》）
关于《序卦》的性质，韩康伯《周易注》以为：“凡《序卦》所明，非《易》之蕴也，盖因卦之次，托以明义。”但张载对此表示反对：
《序卦》不可谓“非圣人之蕴”，今欲安置一物，犹求审处，况圣人之于《易》！其间虽无极至精义，大概皆有意思。观圣人之书，须布遍细密如是，大匠岂以一斧可知哉！（《张载集·横渠易说·序卦》）
南宋时，洪迈提出了具体的论证，认为卦序中有圣人防止祸患、预备危险的深意，特别是卦象中都有《坎》卦而且是相连续的几个卦：
《易》，《乾》、《坤》二卦之下，继之以《屯》、《蒙》、《需》、《讼》、《师》、《比》，六者皆有《坎》，圣人防患备险之意深矣！（《容斋随笔》卷五）
在此基础上，罗大经又把六个卦分为尚未出离危险、刚刚涉及危险及危险潜伏三种情况，他具体解释说：
洪容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圣人防患备险之意也。”余谓屯、蒙，未出险者也；讼、师，方履险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乐之象；比者，亲附之象，乃亦有险焉。盖斧斤鸩毒，每在于衽席杯觞之间，而诩诩笑语，未必非弯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严焉。（《鹤林玉露·甲编》卷五）
朱熹则采取了折衷的态度，认为《序卦》虽非圣人之精，但“事事夹杂”，却正是《易》之蕴:
问：“《序卦》，或以为非圣人之书，信乎？”曰：“此沙随程氏之说也。[⑩]先儒以为非圣人之蕴，某以为谓之非圣人之精则可，谓非《易》之蕴则不可。周子分‘精’与‘蕴’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蕴，事事夹杂，都有在里面。”问：“如何谓《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易》之精。”问：“如《序卦》中亦见消长进退之义，唤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夹杂，有在里面，正是蕴。须是自一个生出来以至于无穷，便是精。”（《朱子语类》卷七十七）
清代李光地则十分推崇《周易》之卦序，认为卦序一定有它的理论基础，是孔子按照义理来排列的。按照这个次序，足以了解到天道变化、人事祸福、国家安危的道理：
卦之所以序者，必自有故 ，而孔子以义次之。就其所次，亦足以见天道之盈虚消长，人事之得失存亡，国家之兴衰理乱，如孔氏朱子之言皆是也。然须知若别为之序，则其理亦未尝不相贯。如蓍筮之法，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随其所遇而其贞与悔皆可以相生，然后有以周义理而极事变，故曰天下之能事毕也。孔子概因《序卦》之次以明例，所谓举其一隅焉尔。神而明之，则知《易》道之周流而趋时无定，且筮法之变通而触类可长，此义盖《易》之旁通至极处也。（李光地《周易折中》卷十八）
李光地同时认为《周易》的卦序还有其他的可能，强调其触类旁通的属性，这是其见解的高明处。
推崇《序卦》的，还不限于儒家，明末蕅益智旭认为它于儒、于释均有重要意义：
《序卦》一传，亦可作世间流转门说，亦可作功夫还灭门说，亦可作法界缘起门说，亦可作设化利生门说，在儒则内圣外王之学，在释则自利利他之决也。（《周易禅解》）
当代学者潘玉廷先生著有《易与佛教》，他以《华严经》为例阐述《周易》与佛学的关系，做《〈易〉贯〈华严〉颂》，认为《华严经》第六会所说的十地菩萨，循序渐进，犹如《周易》之卦序，而《序卦》以《未济》犹如菩萨之慈悲无尽：
六会说十地，犹成象渐进，《序卦》之不终《即济》而终《未济》，即菩萨之慈悲无尽也。[11]
由此可见，《周易》之卦序在学派汇通方面也有独特作用。
以上简要介绍了学术史上对于《周易》之序的讨论，下文将关注对于《序卦》结构与内容的讨论。
三、《序卦》的结构及卦序的义蕴
《序卦》的行文环环相扣，但其中蕴含的意义并非单一的、线性的，而是多向度的。当代学者沈有鼎先生指出：
《周易》义例，首乾而主长男。首乾，体也；主长男，用也。故能以阳用阴，以刚制柔。其序卦也，用建构原则而不用平等原则，是以意味深长，后世儒者多不能晓。盖其卦有主从之别，有同德、合德之分，主卦十有六，立其骨构，从卦四十有八，皆以八相随。其排列则上篇像天而圆，下篇法地而方。有三序：回互之序，用于上篇；交错之序，用于上下篇；顺布之序，用于下篇。井然森然，杂而不乱，学者所宜用心焉。”[12]
这是沈先生对于其“《周易》序卦骨构”说的概括。沈先生特别说明：
余初创此说，以为前人所未发，近读《崔东壁遗书·易卦次图说》，乃与予说不谋而合。由是知客观真理，非一人之言。故详著其书，读者幸勿忽之。 [13]
清代崔东壁《易卦次图说》认为：
凡《易》卦之次序，皆由象数而起，但《易》主于交易，故多错落相对，乍观之若参差而不齐，然细玩之，则参差错落之中具有条理，均而不偏，分明而不紊。惟在读者细心体会之耳。[14]
在此之前，《序卦》之义蕴又被古人概括为：“六门往摄”——第一天道门、第二人事门、第三相因门、第四相反门、第五相须门、第六相病门。”[15]
郑万耕先生指出：
所谓相因易经古筮法，是指前后两卦依相承关系、条件关系或蕴含关系而相连接。
所谓相反，是指前后两卦有一种逆向转换的关系。[16]
《序卦》作者把六十四卦的序列关系和它们的卦名所蕴含的意义关联起来，运用不同的句式，加以阐发，可以归结为三类：
其一、以“……然后……故授之以”、“……而后……故授之以”或以“则”和“而”为连词所表述生成或递进式的因果关系。如: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17]
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
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
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上篇》）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
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
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下篇》）
其二、以“不可以如何”或“不可以不如何”，“故受之以”某卦的句式所表述的以否定性陈述为前提的因果关系。如：
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
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物不可以茍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
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18]
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
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